社区营造作为当代社会城市规划的一个分支，兴起于以伦敦为代表的欧洲城市，倡导以居住地理范围为单位，以集体行动来面对生活议题、创造生活福祉，并由此建立紧密的社会联系。在亚洲，除日本东京、大阪及兵库县等地区之外，中国的北京、上海也涌现出根植于在地文化的“社区营造”案例。

　　上半年的疫情，让快递、外卖等线上物流停摆，却也迫使大家的目光落回以家为核心、辐射周边的有限物理范围内，让平日对社区、邻里概念模糊的年轻人重新发现了人类学家项飙口中的“消失的附近”。这一部分介于自我与宏大叙事之间的社会生活回归线下，展示出联结的力量，也留下了许多温暖的故事。

　　疫情期间，居住在Habitat’67的Pearl兄弟在youtube晒出了他们的居家日常，引发了一大波点赞和讨论:在市中心的集合住宅，同样可以享有充足的户外花园、阳光与空气，通透的室内外关系带来独特的居住体验:“我们经历着只有郊区大房子里才有的日常，但又可以享受纽约第五大道般的繁华:宁静喧嚣兼而有之。”

　　具有前瞻性的国际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教育家、展览理论家和作家。1964年，萨夫迪为实现主题建筑理念“栖息地67”而开办自己的事务所。几十年来，“栖息地”系列项目遍及全球，并于2017年落地中国秦皇岛海港区。

　　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以“人与世界”为主题，时年29岁的建筑师摩西·萨夫迪(Moshe Safdie)便在导师Sandy Van Ginkel的鼓励下，以毕业论文中的人居关系理念为起点，设计了“栖息地67”(Habitat’67)。

　　预制单元的建造模式、粗野主义的外表、在当时还很少见的绿色空间概念让这一项目立刻成为城中的话题焦点。它不仅满足了一般高层住宅中必要的空间功能，同时也保证了每家都有独立宽敞的花园。这组以个人建筑理念“一人一花园”(For Everyone a Garden)为核心的住宅是萨夫迪建成的首个建筑项目，成功地将城市住宅的“高密度”与郊区住宅的“自然元素”相结合。他因此名声鹊起，这组建筑也被评价为“20世纪标志性建筑之一”。

　　1967年建造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Habitat 67旨在塑造一个集开放空间、花园露台及其他设施于一体的活力社区。

　　“就像一个童话故事，”萨夫迪曾说，“这仍然是我建造过的最先进的建筑，即便是在从事建筑设计工作50多年之后。”“栖息地67”原型不仅象征着独栋般的居住品质，还包含社区、人与自然相连接的全新生活理念。此后半个多世纪，萨夫迪建筑事务所在新加坡、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和中国等地完成了多个“栖息地”系列居住项目。通过“分形化”，“栖息地”系列最大化了自然采光和景观视野，同时自由开放的形制也能满足不同的场地条件和开发体量。

　　在此期间，城市环境以及随之而来的社区精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萨夫迪看来，这种变化因地区而异:在北美，人们对郊区生活的主要偏好已经受到质疑，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主要城市都经历了“复兴”——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温哥华、多伦多等大型城市中，面向富人的密集型高端住宅正在大规模建设;而在欧洲，富人则一直偏好城市丰富而精致的生活;相比之下，许多亚洲城市，尤其在中国，大量住房是为中低收入家庭而建的。巨型公寓大楼使得这些城市居民的选择范围越来越小，住在高层建筑中已是常态。

　　随着新的住宅类型涌现、城市不断扩张发展，陈旧的城市布局已经不能形成良好的共享生活和公共关系。世界各地的城市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努力恢复社区生活。

　　此外，疫情和随之而来的隔离政策加剧改变了人们对建筑和城市的看法:连续数月被限制在住宅内，没有户外空间的“豪华公寓”成为令人窒息的“陷阱”。在高密度住房中的居民，无论低收入者还是超级奢侈者，都严重缺乏自然、通风的开放空间，如露台和花园。显然地，在个人生活空间中所缺乏的，也同样体现在社区。大量住宅区缺乏足够的公园、花园、游乐场和便利设施，但这些在疫情期间似乎成为了某种“必需品”。55年前萨夫迪提出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花园”的口号，现在正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指导原则。

　　Altair tower是斯里兰卡最高的住宅楼。它采用创新的双腿支撑式设计，整座大楼从正面看仿佛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A”。同时，塔楼的每一层都建造有室外花园露台。

　　除了私人空间中的“花园”，公共领域的城市公园、游乐场、步行道在萨夫迪看来都是社区的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为人们提供来自自然和荒野的能量补充。无论私宅还是公共空间，萨夫迪建筑事务所都将之呈现为向所有人开放的邀请姿态。“我们尝试结合自然和花园，以证明花园和聚集人群的集市可以融合为独特的体验，”萨夫迪解释说，“就像我们在新加坡樟宜机场、重庆来福士和耶路撒冷的马米拉中心所做的那样。”

　　秦皇岛海碧台是摩西·萨夫迪“栖息地”系列在中国海岸线月启幕。海碧台项目中大比例的住宅单元都拥有阳台、屋顶露台或者私人花园，同时社区中心花园也设置了大量的休闲及便利设施。

　　秦皇岛海碧台沿着金梦海湾海岸线平行展开，最大程度地将壮丽的海景纳入到整个社区及每个住户的室内。photo©秦皇岛海碧台

　　ORCA项目概念是通过在一条主干铁路线上铺设“甲板”，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打造了一整片城市多功能社区。社区中心是一座占地11英亩的公园，住宅、写字楼、酒店、商店及交通设施等都围绕着它而设计。

　　在多伦多市区，一个名为ORCA的公园导向型活力社区的概念设计，考虑到在地性，尊重项目当地的城市风貌，而非一味追求建筑的容积率与高密度，萨夫迪在场地中设计了随处可见的步行道及骑行道，并可与城市中已有的路网及公园相连。从自己的家，到社区，再到城市体量，居民都可以自由自在地穿行在活力盎然的空间中。

　　作为一名社会设计师，周子书看待社区的角度更加宏观，设计社区的切入点也不局限于空间和视觉。社区不是他要解决的“问题对象”或者呈现的“设计结果”，而是一种从国家、社会到个人层面的管理和关怀方法。

　　“不做静态形式的润色者，而做城市空间的自组体。”是社会设计师周子书的重要宣言之一，也是他近年历经社区实地调研，从一名“追求美学的设计师”到今天“知道自己真正要做什么”的转变缩影。

　　与高端商业社区聚焦于年轻精英和品牌溢价的做法不同，由周子书于2015年发起的“地瓜社区”，着重关注普通或廉价房产社区中流动性大、年纪和职业构成复杂的居民。因为于他而言，“雪中送炭”的紧要性排序远远先于“锦上添花”。这种关注不是以“虚假情怀”和“臆想需求”为基础构筑“空中楼阁”，而是真真切切地去关注那些“看不见”的个人，那些或贫穷、或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失声者。

　　甘露西园“地瓜社区”中的开敞空间，居民可以阅读、交流。而西园店入口被改造一新的地下室，成为社区共享客厅和艺术空间。

　　2013年，尚在读研的周子书在北京花家地整合升级了废弃地下防空洞，第一次实现“地上”与“地下”居民间的“技能交换”——地下室的年轻租客、年长的房主与附近的中央美院师生互相滋养，次年周子书也成为了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十年来第一位得A的中国毕业生。

　　2014年，凭借名为《重新赋权——北京防空地下室的转变》的毕业设计，周子书成为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十年来第一个拿A的中国学生。

　　2019年，周子书带领“地瓜社区”来到了成都曹家巷，社区内的代表性亲子分区“麻麻地”解放了社区妈妈群体，她们可以在这里得到片刻喘息，创造和交换全新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进一步实现自我价值。“地瓜社区”的各地实践带给周子书很多思考。过去，社区大多基于原有的单位组织形成，如“某某单位大院”。所以那时候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不言而喻的共同契约——邻里关系与工作关系融为一体，构成了小型“熟人社会”。

　　酒吧、咖啡馆和糖油果子店，是曹家巷地瓜社区的“门面”。“通过一个老成都人熟知的店面，拉近社区里人与人的距离。”

　　废弃的垃圾车改造为投票车，由居民来投票决定社区都需要哪些设施。居民投票模式此后成为地瓜社区传统，周子书希望，地瓜社区是大家决定的社区。

　　由于物质匮乏，人们常常通过社区的老虎灶(公共开水间，有时也供应茶水)、棋牌室、相亲角等满足具体需求甚至共同生活， “熟人”之间关系融洽、乐于分享，基本也能够规避风险。今天的社区则大多基于商品房购买能力，所以更多地取决于一种陌生而抽象的市场关系。以春季上海疫情期间的情况举例，居住在不同社区里，生活所受的影响也不一样:豪宅社区的生活普遍不会受到太大威胁，门禁社区内的行政筛查、物业管理和会所服务往往都能满足基本需求;而普通房产，尤其老旧的非门禁小区，则面临着较为严峻的考验——人口流动性大、真实信息与在册信息出入大等问题，导致很难进行良好的社区管理。因此，以社区管理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也成为了一种挑战。

　　此前久未被设计师关注的乡村社区情况，与城市社区的爆炸息息相关且截然不同。今年5月，国家提出了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倡导将新经济留在乡村。周子书梳理境况后认为，移动互联网和全球供应链对乡村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系统进行了全面重构，农村电商导致乡村留守居民种地的相对收入更低，因此大家都渴求字面意义上的“城市化”，人们不断蜂拥至大城市导致乡村人口流失严重。而国际大城市公共资源有限且受到国际影响很大，乡村才是中国各个层面的安全回撤“大后方”。

　　而且，提到“乡村”时，其实大家脑补的画面也迥然相异:由资本驱动的乡村社区建设更多地聚集在风景优美的地点，如较为富庶的东部沿海地区和自然景观得天独厚的旅游目的地，那种设计针对的是景观建筑美好想象中的公共生活和基层集体。而最需要帮助的，恰恰是贫困远僻、生态薄弱的地区，基本以“胡焕庸线”(黑河-腾冲线) 为分界。但周子书也坦言，这样的地区宗教、文化等社会环境相当复杂，不是建筑师或其他设计师可以独立解决的问题——也许能够通过单体建筑实现某个瞬间的固化，但整体来说十分困难。

　　设计从业者能做的，或许是自疫情之后变得更加脚踏实地。比如，重新反思生产严重过剩之后，普通人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和压力应当如何改善。同时，与其说社区生活的缺失是个设计问题，不如说是社会节奏的问题。“慢下来，风景自现。”周子书总结说，“疫情让我们停下来，回头看看我们生产了什么。”在畅想未来中国的理想社区时，周子书笑道:“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完美社区——本来就有，不需要我们去建设，只不过没有纳入我们的话语体系。”设计能为社区提供的，就是包容开放、自由而不被预设功能的空间，一个供当地居民发挥的美学框架。虽然在社区中，政府需要呈现不同的部门，商业需要置入丰富的业态，但真正的社区空间需要有效的设计机制引导当地居民思考:我能来这个空间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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