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中）和女婿库什纳在基辅会晤后参加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发
俄美领导人安克雷奇会晤一周年之际，特朗普政府围绕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大外交”再度回归国际社会的视线。当地时间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与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长谈逾三小时；次日，美方代表团转赴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英、法、德三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然而，这场高调的穿梭调解，目前唯一的“可见成果”仅是促成俄乌双方在9月5日至7日三天内暂停空袭对方首都。
各方信息表明，这一临时安排本质上是俄方为保障美外交人员安全、照顾美方“面子”而作出的战术克制，交战前线的消耗对抗并未停滞。特朗普政府此轮外交运作进一步凸显其在斡旋俄乌冲突上陷入的结构性僵局。
值得关注的动向
梳理此轮外交斡旋，最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在于：美国参与机制的体制性升级。此前，特朗普对俄乌冲突的调解主要依赖威特科夫与库什纳两位缺乏专业外交背景和经验的商业亲信，凭借其私人人脉与商业谈判技巧在俄乌之间进行游说试探。今年下半年，特朗普政府开始密集动员国安、情报与经济内阁核心重臣，构建起多轨联动的接触网络。
7月23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马尼拉东盟外长会期间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主动提出解决危机需要“全新的思路与构想”，拉开了内阁“鹰派”直接介入的序幕；8月11日，俄方以人道主义理由释放关押4年的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罗伯特·吉尔曼，特朗普旋即发文致谢，为对话烘托政治氛围；8月25日，美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突访莫斯科，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情报最高长官首次访俄，就俄方红线进行摸底；8月31日，美财长贝森特在G20财长会期间与俄财长西卢安诺夫举行五年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聚焦讨论“建立和平与经济增长的计划”；9月5日，美特使团队再度赴克里姆林宫商谈，随后的基辅磋商更直接纳入英法德三国国家安全顾问。
这一转变折射出特朗普政府的复合布局：由“鹰派”把守安全与制裁底线，特使负责前台造势。这一调整，兼顾了化解国内建制派掣肘与展现跨部门协同力度的双重诉求。
斡旋背后的算盘
从动机层面剖析，本轮斡旋的重新启动，本质上依然深植于特朗普“交易式外交”的总体框架之中。
首要动机在于维系安克雷奇会晤留存的外交资产。去年俄美元首的阿拉斯加会晤被特朗普视为展现大国领袖直接对话能力的政绩。维持高层接触渠道，既能在战术上管控美俄正面冲突的系统性风险，又能持续巩固其政治声望。
其次是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倒逼与议题对冲。11月国会中期选举在即，美国国内正承受高通胀与美伊战事僵局的双重挤压。今年2月爆发的美以伊战事持续波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推高能源价格并拉低了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此时高调重启对俄乌冲突的斡旋，白宫意在营造“和平”外交积极进展的舆论声势，表明其仍在“努力兑现”结束俄乌冲突的承诺，并转移外界对美国深陷中东安全泥潭的严苛问责。
无法破解的循环
美方本轮穿梭斡旋重启了俄乌之间的间接沟通，为后续磋商保留了可能性。但是，从美俄乌核心立场、战场博弈现状、冲突深层矛盾来看，美方的斡旋工作短期内很难改变俄乌双方长期冲突的僵局。
对特朗普政府而言，重振国内制造业、强化科技产业竞争力才是当务之急，盘根错节的乌克兰危机属于吃力不讨好的次要议题。这一战略优先级决定了其斡旋思路会遵循极度功利的实用主义逻辑。
近几个月来，特朗普政府已构建起一套“既不承担直接冲突负担、也不对最终结果负责，以调解人身份维持绝对影响力”的叙事架构，其核心诉求是逼迫欧洲承担安全防务成本并为美国企业买单。这种底色注定美方会在斡旋过程中刻意回避危机的根本诱因，即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北约东扩导致的欧洲安全架构的彻底失衡。对俄乌双方而言，冲突结局关涉国家主权与战略生存底线，绝不可能通过商业合同式的利益切割轻易摆平。
在特朗普的叙事中，他是“凭个人意志重塑战局的操盘手”，但在现实中，他的政策工具处处受制：面对乌克兰，特朗普既无法承受乌军战线崩溃带来的地缘战略灾难，也难以逾越国会强硬反俄力量的制约，不敢真正切断对乌援助；面对俄罗斯，美方常规制裁筹码已近耗尽，在排除直接军事介入的前提下，根本无法逼迫其在核心安全诉求上作出实质性让步。相反，敏锐洞察到美方急于脱身套现政绩的焦虑心态后，俄方在博弈中占据了更为从容的心理高地。
另一方面，当前俄乌战局仍处于残酷的动态拉锯期。在主要战场，俄乌地面攻防、远程火力打击、无人机作战等军事行动仍在持续。俄方在前线保持阵地蚕食态势，寄望于通过长周期消耗耗垮对手；乌方则依托纵深破袭与不对称打击，竭力维系抵抗意志。交战双方的人员动员极限与武器消耗阈值均未见底，军事胜负天平尚未出现不可逆的彻底倾斜。在交战各方仍保有持续作战意志、核心安全关切截然对立的现实面前，任何试图绕开战场力量平衡的速成调解，都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与互信保障，终究无法转化为具有实际约束力的和平架构。
由此观之，在当前复杂的俄乌形势中，特朗普政府既缺乏重构欧洲安全架构的内生动力，也拿不出打破前线对峙的实质筹码。只要美方仍然规避结构性矛盾，执迷于“既要免除冲突责任、又要主导战后红利”，所谓“美式斡旋”就只能是坐视乌克兰危机深陷周而复始的地缘死循环。
（作者分别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科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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